大农化网报道： EPPO 抗性案例数据库显示，抗性压力集中在少数作用机制和少数病虫草—作物体系，但 SDHI、双酰胺等较新化学类别也已留下记录；产品组合与抗性管理，正在比″再多一个分子″更能决定产品的生命周期
欧洲及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EPPO）抗性案例数据库的最新导出文件（2026 年 10 月 15 日）共收录 1,391 条记录，涉及 39 个国家和地区、247 个有害生物名称（作者按学名规范后）。数据显示，抗性记录高度集中于少数作用机制；更值得产业关注的是，同一靶标正在叠加对多个作用机制的抗性，且记录已延伸到 SDHI、双酰胺类等较新的化学类别。对农药企业而言，竞争重心可能正从″再增加一个有效成分″，转向″让一组作用机制用得更久″。
这份数据能说明什么
首先必须说明，EPPO 数据库是区域性数据库，而非全球数据库。39 个国家和地区中，欧洲占绝大多数，另有以色列、土耳其、约旦，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共 6 条记录），以及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共 4 条记录）。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大部和大洋洲几乎没有收录，因此本文无法就这些地区作出判断，也不能据此得出″欧洲抗性更严重″的结论。
其次是统计口径。1,391 条是″记录″，每条对应一个国家、靶标和作用机制的组合，有时还按作物拆分——例如法国的同一种抗性在向日葵和大豆上各列一条。将国家、靶标和作用机制合并去重后为 1,127 个组合；去掉国家维度，则是 511 个″靶标—作用机制″组合。记录数既不等于独立的抗性事件数，也不代表田间发生范围。此外，约一半记录（690 条）引用了公认数据库，其中 334 条除草剂记录链接到国际抗除草剂杂草数据库（weedscience.org），这说明除草剂数据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对既有数据库的收录。
缺失值同样不容忽视：294 条记录没有首次发现年份（占 21%，其中杀菌剂 236 条，占该类的 44%）；559 条没有抗性机制信息（40%）；525 条″田间影响″标注为 Unknown。下文所有比例均只基于已知值计算，并会注明已知样本量。
两大类各占约四成，近年记录仍在增加
在 1,391 条记录中，除草剂 543 条（39.0%）、杀菌剂 540 条（38.8%）、杀虫剂 254 条（18.3%）、杀螨剂 54 条（3.9%）；杀虫剂和杀螨剂同属 IRAC 体系，合计 308 条（22.1%）。从覆盖面看，除草剂记录涉及 33 个国家和地区、112 个靶标名称，杀菌剂为 30 个、82 个，杀虫剂和杀螨剂为 19 个、53 个。
图 1｜全球抗性记录的农药类型构成
有首次发现年份的 1,097 条记录跨度为 1951 年至 2026 年。以五年为一段，2005—2009 年、2010—2014 年、2015—2019 年分别为 188 条、183 条和 201 条，2020—2024 年为 123 条，但后者受报告滞后影响，数字很可能偏低。2020 年及以后首次发现的记录共 124 条，覆盖 20 个国家，其中西班牙 31 条、希腊 14 条、意大利和法国各 10 条；按本文的区域划分，南欧占 64 条（52%）。需要强调，首次发现年份反映的是案例被记录的时间，而非抗性实际发生的时间，不能直接解读为抗性问题″在加速″或″在缓和″。
图 2｜按首次发现年份划分的抗性记录（五年段）
三类产品，三种压力形态
除草剂的抗性高度集中于四个作用机制：ALS 抑制剂（HRAC 2）222 条、PSII 抑制剂（HRAC 5）125 条、ACCase 抑制剂（HRAC 1）101 条、EPSPS 抑制剂（草甘膦，HRAC 9）44 条，合计 492 条，占除草剂记录的 90.6%。其中 ALS 单项就占 40.9%，涉及 30 个国家和 69 个杂草名称。时间结构差异明显：PSII 记录中有年份的约三分之二在 1990 年前，属于″老问题″；ALS 记录首次发现年份的中位数为 2011 年；EPSPS 为 2019 年，是较新的增长点。在已知机制的记录中，ACCase（56 条）有 57% 涉及非靶标位点抗性（NTSR，含″TSR 与 NTSR 并存″），EPSPS（26 条）为 62%，ALS（135 条）为 40%，说明这些机制并不只是单一靶标突变问题。涉及记录最多的杂草依次是看麦娘（Alopecurus myosuroides，42 条，13 国）、硬直黑麦草（Lolium rigidum，34 条，9 国）、阿披拉草（Apera spica-venti，30 条，10 国）、稗（Echinochloa crus-galli，27 条，10 国）。在 112 个靶标名称中，有 18 个被记录对 3 个及以上作用机制代码产生抗性；飞蓬属的 Erigeron bonariensis 涉及 7 个，硬直黑麦草涉及 6 个。从作物看，谷物（小麦、大麦）相关标签最多，玉米（75）、水稻（40）和橄榄（29）也较突出。
杀菌剂方面，QoI（FRAC 11）174 条、MBC/β-微管蛋白（FRAC 1）84 条、SDHI（FRAC 7）72 条、DMI（FRAC 3）52 条，合计占杀菌剂记录的 70.7%。QoI 涉及 28 个国家、27 种病原菌，已知机制的 157 条记录中 154 条为靶标位点抗性，且以细胞色素 b 基因的 G143A 突变最为常见。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QoI 在已标注田间影响的 169 条记录中，″严重影响″只有 36 条（21%），另有 120 条为″影响轻微″或″无影响″，广泛分布并不等于处处失效。相比之下，MBC 的 84 条记录涉及 42 种病原，已标注影响的 75 条中 59 条为严重。SDHI 的时间结构最值得关注：68 条有年份的记录中 43 条（63%）出现在 2015 年及以后，中位年份为 2016 年，明显晚于 QoI（2010 年）和 DMI（2009 年）。DMI 的抗性机制更偏多基因，已知的 37 条记录中 14 条（38%）涉及 NTSR，而 QoI 和 SDHI 几乎全是靶标位点抗性。整个杀菌剂类别中，已知机制的 371 条记录里靶标位点抗性占 90.8%。涉及记录最多的病原菌是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103 条，11 个作用机制代码）、葡萄霜霉（Plasmopara viticola，43 条，10 个）、小麦叶枯病菌（Zymoseptoria tritici，40 条，20 国）和甜菜褐斑病菌（Cercospora beticola，27 条，18 国）。24 个病原（共 82 个）被记录对 3 个及以上作用机制代码有抗性。
杀虫剂和杀螨剂的压力主要落在神经靶标上：钠离子通道调节剂（IRAC 3A，主要是拟除虫菊酯）104 条，占 IRAC 记录的 33.8%，涉及 18 个国家、40 种害虫；有机磷（1B）46 条，氨基甲酸酯（1A）30 条，新烟碱类等 nAChR 竞争性调节剂（4A）24 条。与杀菌剂相比，杀虫剂的机制更为多元：已知机制的 193 条记录中，靶标位点抗性占 51.8%，单纯 NTSR 占 30.1%，TSR 与 NTSR 并存占 18.1%，即近一半涉及代谢或其他非靶标机制，而杀菌剂这一比例仅为 9.2%。涉及记录最多的害虫是二斑叶螨（Tetranychus urticae，49 条，14 个作用机制代码）、桃蚜（Myzus persicae，44 条，11 国）、棉蚜（Aphis gossypii，27 条）和烟粉虱（Bemisia tabaci，22 条，10 个代码但仅 4 国）。53 种害虫中有 18 种（34%）被记录对 3 个及以上机制代码有抗性，是三类产品中比例最高的。
图 3｜各类别主要作用机制的抗性记录
图 4｜主要抗性靶标生物及其记录数量
图 5｜已知抗性机制的构成
地理分布：记录集中在西欧和南欧，但″多″不等于″重″
按本文的区域划分，西欧 687 条（49.4%）、南欧 434 条（31.2%）、北欧 106 条（7.6%）、中东和土耳其 87 条（6.3%）、中东欧 67 条（4.8%）、北非 6 条、俄罗斯和中亚 4 条。国家层面，法国（281 条）、英国（194 条）、西班牙（139 条）、希腊（131 条）、意大利（106 条）、德国（96 条）居前，前四国合计占 53.6%，前六国占 68.1%。这一排序更多反映监测网络、研究投入和数据提交能力，而不是各国抗性的实际严重程度。
不过，在不同产品类别上，各国呈现出明显的″专长″。英国的 131 条杀菌剂记录占该类别的 24.3%，是其全部记录的 67.5%；法国和希腊各有 78 条 IRAC 记录，各占该类别的 25.3%，而希腊的 IRAC 记录中有 31 条为杀螨剂；以色列的 48 条记录全部是除草剂。在作用机制层面，法国的 ALS 记录最多（44 条），英国的 MBC 记录最多（47 条），西班牙的 EPSPS 记录最多（21 条，占 EPSPS 记录的近一半）。
图 6｜抗性记录的国家分布（前 15 位）
图 7｜国家 × 作用机制矩阵
在扩散特征上，数据库只能提供有限信息。247 个靶标名称中，有 70 个（28%）在 3 个及以上国家被记录，其中小麦叶枯病菌 20 国、甜菜褐斑病菌 18 国、葡萄霜霉 15 国、藜（Chenopodium album）14 国、柱隔孢（Ramularia collo-cygni）14 国、看麦娘 13 国、灰葡萄孢 13 国。但各国提交时间不一，首次发现年份的先后无法还原传播路径。较清晰的一点是区域边界在外延：北非仅有的 6 条记录都是 2023—2024 年首次发现的硬直黑麦草对 ALS 和 ACCase 抑制剂的抗性。这更可能意味着监测与数据录入刚刚覆盖到该区域，而不是此前不存在问题。
产业观察：抗性如何改变产品竞争
需要先区分事实与判断。数据库直接支持的事实有三点：其一，抗性记录集中于少数作用机制，ALS、QoI、拟除虫菊酯各自是所在类别记录最多的机制；其二，同一靶标叠加多机制抗性并不少见，杀菌剂和杀虫剂中约三成靶标涉及 3 个及以上机制代码；其三，较新的化学类别（SDHI、EPSPS 近年记录、双酰胺、OSBPI）已有记录。以下关于市场的推论，则属于基于这些事实的行业判断，数据库本身并不包含销量或价格信息。
第一，传统有效成分未必″退出″，更可能″换位″。QoI 记录最多，但严重影响仅占已标注记录的 21%；MBC 则有近八成为严重。这提示抗性对产品的影响因病原、作物和使用方式而异。一个合理的判断是：许多老有效成分会从″主力″转为″混配组分″或″特定场景用药″，其需求受到的不只是抗性冲击，还有施药次数限制和轮换要求。因此，抗性越严重市场越大的简单结论并不成立：抗性既可能带来混配和轮换需求，也可能直接压缩某个机制的可用空间，增加防治成本，甚至促使使用限制出台。
第二，多作用机制组合的价值上升，但并非自动成立。数据显示，杀菌剂和杀虫剂中分别有 29%（24/82）和 34%（18/53）的靶标记录了 3 个及以上机制代码。当靶标已对多个机制产生抗性，组合产品的关键在于伙伴成分对当地种群仍然有效；否则混剂实际上只剩单一机制发挥作用。因此产品价值更可能体现在″有效的多机制搭配加区域性适配″，而不是简单增加成分数量。
第三，新作用机制的研发价值进一步凸显，但商业回报取决于管理。SDHI 记录的 63% 出现在 2015 年之后，双酰胺类的全部记录也较新，说明新作用机制进入高压使用体系后可能较快出现记录。这一判断的前提是数据库不含上市时间，无法量化间隔。对企业而言，启示不是放弃新机制，而是在上市之初就配套监测基线、使用次数限制和轮换指引（可参考 FRAC、IRAC、HRAC 的指南），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第四，生物与非化学手段获得补位空间，但自身也需要抗性管理。数据库的记录主要集中于化学农药，生物类仅有零星记录：苹果蠹蛾颗粒体病毒（CpGV，IRAC 31）有 4 条，其中法国 2007 年记录了 M 分离株的抗性，2020 年记录了 R5 和 V15 分离株的抗性（V15 的抗性系数为″高″），捷克 2009 年的记录则认为与病毒 DNA 受阻有关。这说明生物产品并非″免疫″，同样需要轮换和分离株管理。判断是：生物产品更可能作为轮换伙伴和综合防控的一部分获得空间，而非全面替代，其增长取决于效果稳定性和成本。
第五，对产品布局和登记推广的启示。记录集中的南欧多年生作物、温室蔬菜和西欧谷物体系，是抗性管理型产品最先受到检验的市场；北非、东欧等记录刚刚出现的区域，则可能是下一批需要提前布局的地方。此外，在登记和推广环节，抗性管理说明、区域性轮换建议和田间监测服务（如突变检测），正在成为产品差异化的一部分。这同样是判断，而非数据库结论。
结语
EPPO 数据库既不能告诉我们全球有多少抗性事件，也不能告诉我们某个有效成分的市场会增长还是萎缩。但它清楚地显示：抗性压力集中、叠加且仍在向较新的化学类别延伸。对全球植保产业而言，抗性管理不再只是技术部门的课题，而是影响产品组合、登记策略和区域布局的长期变量。哪家企业能把作用机制组合、监测体系和使用指引整合为一套完整方案，哪家企业就更可能在下一轮竞争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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