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农化网报道： 中国的化肥施用量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据统计，欧盟每公顷耕地年均化肥用量约为 75 千克，全球平均水平约为 119 千克，而中国高达 319 千克——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 2.7 倍。长期过量施用化肥不仅带来土壤酸化、养分流失、温室气体排放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也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为此，中国政府在政策层面持续推进化肥减量。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到 2025 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也确立明确的减量目标。在此背景下，以生物刺激剂为代表的新型农业投入品，凭借其提高养分利用效率、增强作物抗逆性、改善农产品品质等功效，受到业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生物刺激剂市场现状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种植管理司的登记数据，2005 至 2025年间，在中国登记并仍在市售的生物刺激剂相关产品共计 18,372个，其中微生物类生物刺激剂产品 11,175 个（约占 61%），非微生物类生物刺激剂产品 7,197 个（约占 39%）。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国产产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达 97.2%，进口产品仅占 2.8%。
在非微生物类产品中，腐植酸类和氨基酸类占据最大份额，其余为海藻提取物、壳聚糖等其他类别。腐植酸类产品的主导地位，与中国在褐煤（腐植酸主要原料）开采、进口及消费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密切相关——早在 1974 年，国务院便发布通知推动腐植酸类肥料发展，奠定了中国腐植酸肥料产业的历史基础。从学术研究看，中国学者参与了全球 22.9% 的氨基酸肥料相关论文和 39.61% 的腐植酸 / 富里酸肥料相关论文的发表（Web of Science，2000–2025年数据），彰显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实力。
在微生物类产品中，细菌类远多于真菌类。芽孢杆菌（Bacillus）、木霉（Trichoderma）、根瘤菌（Rhizobium）、固氮螺菌（Azospirillum）等为产品中最常见的菌属。值得关注的是，约 49.3% 的微生物产品仅含单一菌种，38.7% 含两种菌种，而包含 3 至 8 种菌种的″合成微生物群落″（SynComs）产品也已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代表了产品研发的前沿方向。
全球生物刺激剂市场预计将持续增长，中国、欧洲及北美三大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约为 12.16%、8.17% 和 12.16%（Mordor Intelligence，2025 年）。
中国的监管与标准框架
目前，中国尚无针对″生物刺激剂″的专项法规，相关产品主要以肥料身份通过农业农村部进行登记管理。现行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具体执行依据为《肥料登记管理办法》，技术要求则参照《肥料登记资料要求》。在标准体系方面，中国形成了多层次的标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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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GB/GB/T/GB/Z）：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分为强制性、推荐性和指导性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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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由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可为强制性或推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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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标准：由省市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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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由学会、协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制定，属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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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标准：由企业自行制定，属推荐性标准。
″生物刺激剂″这一概念于 2021 年被正式纳入行业标准，2025年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CISIA）发布了团体标准 T/CISIA 015-2025《生物刺激剂 术语与分类》，标志着中国生物刺激剂标准体系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同标准之间术语不一致、分类存在重叠等问题仍有待解决。
欧盟的监管框架
相比之下，欧盟在生物刺激剂监管方面走在全球前列。2019 年，欧盟正式发布《肥料产品法规》（Fertilizing Products Regulation，FPR，EU 2019/1009），并于 2022 年正式生效，为植物生物刺激剂提供了统一的法律定义和注册路径。
欧盟法规将肥料产品的原料来源划分为若干″成份材料类别″（Component Material Categories，CMC），其中 CMC 7 专门规范微生物，微生物生物刺激剂须在其框架下进行注册。2024 年，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发布 EN 17700 系列标准，进一步完善了生物刺激剂的技术规范体系。
在农学功效申报方面，欧盟要求植物生物刺激剂的功效声明需基于充分的科学证据，涵盖养分利用效率、非生物胁迫耐受性、品质性状、土壤 / 根际养分活化等维度（相关指导原则由 Ricci 等人于 2019 年提出）。在风险评估方面，欧盟对重金属（As、Cd、Cr、Hg、Pb 等）及致病性微生物（Listeria monocytogenes、Salmonella spp.、E. coli、Enterococci 等）均有严格限量要求。
中欧活性成分分类对比
微生物类别：中欧双方均认可微生物作为生物刺激剂产品的重要功能组分，但允许范围存在差异。欧盟 FPR（CMC 7）目前仅允许固氮菌属（Azotobacter）、固氮螺菌属（Azospirillum）、菌根真菌（mycorrhizal fungi）和根瘤菌属（Rhizobium）四类微生物；相比之下，中国未对微生物种类作限定，除涵盖上述微生物外，还将微藻（Microalgae）纳入微生物类别。
非微生物类别：两套体系的核心差异在于分类逻辑不同。欧盟以原料来源（CMC）为基础进行分类，中国则以活性功能物质为核心进行分类。在对应关系上，中国认可的腐植酸可对应欧盟多个CMC（植物提取物、堆肥、消化残渣、食品工业副产品、动物副产品等），海藻提取物主要对应 CMC 2（植物及植物提取物），氨基酸及其衍生物则可溯源至多类 CMC。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种原材料可能含有多种功能物质，而单一功能物质也可能来源于多种材料，两套体系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挑战与展望
中欧生物刺激剂政策比较研究揭示了以下主要挑战与机遇：
标准体系的系统化建设：中国需进一步完善生物刺激剂标准体系，在已有术语与分类标准的基础上，尽快推进产品质量要求、安全评估标准及技术操作指南的制定工作。同时，解决现有不同标准间术语不一致和分类重叠问题，也是当务之急。
公众认知度的提升：目前，中国农户和社会公众对生物刺激剂的概念及功效认知仍相对有限，加大科普宣传和推广力度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全球监管框架的协调统一：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正在积极推进包括生物刺激剂在内的有益物质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为构建更加统一的全球监管框架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进程，既是提升话语权的需要，也有助于推动国内监管体系与国际接轨，为中国生物刺激剂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注：文章整理自比利时根特大学胡欣荃博士在第七届生物农药、生物刺激素及生物肥料国际高峰论坛（BioEx 2026）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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