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作物保护公司内部的创新模式,在早期「发现」环节已经失灵。″这句话出自Matt Crisp——一位农业食品领域的连续创业者和Benson Hill前CEO。
FMC在2025年亏损24亿美元后宣布考虑出售的消息,只是支持Crisp论断的最新一例。事实上,从拜耳的草甘膦诉讼,到先正达IPO的滞后,再到BASF和科迪华的资产剥离——大多数农化巨头目前都处于某种形式的结构性危机中。
这些事件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大型作物保护公司数十年来依赖的″从发现到商业化全价值链控制″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而这一局面,与2016年前后制药行业面临的处境惊人相似……
01
研发停滞,成本攀升
十五年前,大型制药公司同样面临″专利悬崖″:仿制药价格暴跌,新分子管线停滞不前。它们的应对之道,是从严重依赖内部研发的模式,转向与外部实体合作推动创新。
″制药巨头承认了自己无法包揽一切。″Crisp指出。更重要的是,它们意识到,将早期发现完全封闭在内部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可以与那些敢于承担更高风险、追求更高回报的小公司合作的情况下。
如今,作物保护巨头面临类似的处境。Crisp指出,这些公司多年来一直依赖数十年前发现的分子″吃老本″,已经无法跟上行业变化的节奏。
数据可以佐证:过去15年,上市农化公司的研发支出中位数基本持平,且焦点更多放在生命周期管理和配方差异化上。与过去几十年相比,过去十年新活性成分的推出率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面临开发成本上升、研发周期延长、监管壁垒提高的多重压力。
″环境已经改变,但大部分研发模式没有改变。″Enko 公司 CEO Tony Klemm 如是说。Enko是一家专注于为作物保护产品发现和开发新型蛋白的公司。

Klemm认为,作物保护公司可以从制药行业学到关键一课:你不需要在内部发现一切。你需要知道自己在哪个环节创造最大价值。
对于作物保护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将火力集中在监管执行、规模化放大、制剂开发和商业化推广——这些领域需要高度专业化的能力、深厚的专业知识以及广阔的可触达市场。
而研发之类的上游工作,则需要完全不同的风险容忍度、文化和成本结构——这些恰恰更适合小公司。
″结构性的危险在于,巨头们总想征服一切——从发现到商业化,把资本和时间浪费在价值链上自己效率最低的环节:上游。″Crisp警告。
他和Klemm都认为,资本应该流向那些更小、更灵活的创新者,从它们那里获取新的作用机制和技术。用Crisp的话说,这些创新者可以″更快、更便宜地进行科学探索″。
对于巨头们而言,承认这一点并与这些公司合作,将是持续增长的关键。
″辉瑞在减少内部创新发现工作后,并没有停止成为辉瑞。″Crisp指出,″它们只是在已经最擅长的事情上做得更好了。″

02
转型的信号:外部合作正在加速
种种迹象表明,转型已经在进行中。大型作物保护公司正越来越多地转向外部合作伙伴以加速发现——这悄然承认了″一切内部完成″的旧模式正在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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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迪华与Micropep建立了多年合作,共同开发基于肽的生物防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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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达与Provivi合作,在巴西推出针对秋粘虫的信息素解决方案;同时与Enko合作,针对杀菌剂抗性开发新的作用机制
Klemm指出,重塑制药行业的逻辑同样适用于作物保护:大公司不需要拥有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才能获胜。它们需要拥有自己真正差异化的环节。

″我们不是在取代一级作物保护公司的能力,″他说,″我们是在增强它们。那些能够适应的公司,将把外部的、资本高效的发现能力与内部的执行优势结合起来。那些不做出改变的公司,将难以在一个由抗性、监管和利润压力定义的市场中,提供所需的新颖性。″
长期从事农业科技投资与咨询的Mark S. Brooks认为,具体的合作机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承诺本身。
″目前,最好的创新大多发生在现有巨头之外,它们承担不起错过的代价。″他告诉AgFunderNews,″在外部创新上投资不足,会削弱未来的管线,减缓初创企业的商业化进程,最终表现为长期竞争优势和股东价值的侵蚀。″
Brooks曾在FMC Ventures和Syngenta Ventures担任董事总经理,从两个方向都见证了这一点。他认为,企业风险投资可以发挥作用,但前提是它必须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由对创新方向的真实判断驱动,而非防御性的对冲。
″当企业风投被构建为外部增长引擎,对行业走向有清晰的判断,在投资方向上保持纪律,并与业务部门紧密连接——以便这些投资能够转化为试点、合作伙伴关系或并购——它绝对可以创造价值。″

03
农民的迫切需求
对于种植者而言,新的作物保护模式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监管机构正在逐步将现有化学产品撤出市场,与此同时,杂草和害虫对这些产品的抗性却在不断增强。正如Crisp所言,这两种力量″不会关心任何人的研发时间表″。
但种植者现在就需要这些工具的替代品,而不是等到10到15年后——那是从分子到市场的典型周期。
制药行业曾面临类似的压力:随着管线枯竭和专利到期,患者无法获得有效治疗。而走出危机后,那个行业变得更具创新性,而非更少。不是因为巨头们突然变得擅长早期发现,而是因为它们不再假装自己需要包揽一切。
作物保护行业同样有这个选项。一个可行的模式已经存在,能够承担上游风险的初创公司已经在运作。在自己主动转型、而非被迫转型的窗口期,依然敞开着——尽管它不会永远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