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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三个人给我讲了三个不同的飞防故事

2025年12月底,我们在泰国用了一周时间,走访了跨国公司、本土经销商、中国出海企业和无人机领域的专家,试图搞清楚一件事:泰国飞防市场到底长什么样?

出发之前,基础研究已经画出了一张看起来很清晰的图——IMARC的报告说泰国无人机市场2024年接近2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10%;DJI大疆占了65-70%的份额,认证飞手超过10,000名;果树飞防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数据很漂亮,逻辑很通顺,和中国飞防市场的早期发展轨迹也高度相似。

但实地走了一圈之后,我发现这张图需要大幅修改。不是数据错了,而是数据背后的支撑逻辑,和我们基于中国经验的想象有很大不同。三个身份完全不同的人,从三个角度帮我们重新理解了这个市场。

Doctor Ong:
数据比你想的大,问题也比你想的具体 

Doctor Ong是泰国本土的无人机专家,在中国拿的博士学位,现在农业部相关管理部门工作。

他给出的第一个数字就让我们调高了预期:泰国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大约30,000架。这比行业通常引用的10,000到20,000架高出不少。主流药箱容量已经到了40到50升,精准地图基本覆盖,农户使用频率在稳步增加。单从这些数字看,泰国飞防已经过了萌芽期,正在进入规模化扩张阶段。

但当我继续追问农户在实际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时,内容开始变得不那么美丽。

他提到的不是学术论文里讨论的″雾滴粒径优化″或″沉积均匀性建模″,而是三个每天在田里真实发生的麻烦:第一,除草剂漂移。泰国小农的田块紧挨着,大的一户也就大约2公顷,你给自己的田喷除草剂,风一吹就飘到了隔壁的稻田里,出药害邻居来找你算账。第二,药剂混配后堵塞喷头,有些产品混在一起会结块,直接把无人机的喷管堵死。第三,不同药剂之间的不兼容性,混用后可能产生沉淀,影响药效。

这些问题看起来琐碎,但它们才是决定农户愿不愿意持续使用无人机的关键。一个农户如果连续两次遇到堵塞喷头或者被邻居投诉漂移药害,他大概率不会再叫飞防服务了。

然后我问到了所有人都关心的榴莲。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出口国,榴莲农户″相对富裕″——这是后来某MNC的人说的原话——如果无人机真能帮他们提高效率,他们是愿意花钱的。但Doctor Ong的回答很诚实:幼树可以,成熟的高大榴莲树不行。不是钱的问题,是药液从树顶喷下去,穿不透层层叠叠的枝叶,到不了下面的叶片和果实。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他已经解释过很多次的事实。我后来在MNC那里听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判断,甚至措辞都差不多——″you cannot spray from the top of the tree and at the bottom, actually a lot of layers″。

数据层面看,泰国飞防的盘子比想象中大。但问题的颗粒度也比想象中细。宏观数据告诉你市场在增长,微观现实告诉你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受着很多具体约束。

本土农资经销商:
我们的作用依然关键

如果说Doctor Ong让我看到了飞防在田间的真实面貌,那么泰国本土农资经销商让我看到了飞防在商业体系中的真实位置。

我访谈是是泰国顶级农资经销商,核心市场在榴莲,合作伙伴是巴斯夫、先正达、科迪华这个级别的跨国公司。他们看飞防的方式,和技术专家、和无人机厂商、和中国的飞防服务平台完全不同。他们除了关心无人机能飞多高、药箱多大、RTK精度到了厘米级还是分米级。他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钱和货是怎么流的。

一个数字定了整篇对话的调子:泰国90-95%的农资产品,至今仍然通过传统经销商渠道销售。

这个比例之高,可能会让习惯了中国电商和平台思维的人感到意外。但放到泰国的农业现实里,它完全合理。泰国水稻农民的年收入大概5,000到6,000美元,平均耕种面积不到2-3公顷。无人机的价格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3万美元降到了现在大约1万美元一架(50升机型),但对于一个年收入5,000美元的家庭来说,这仍然是一笔完全不现实的开支。

他们不需要″买一架无人机″,他们需要″有人带着无人机来帮我喷″。而那个″有人″,就是他们买了十几年农药化肥的那家店、那个老板。

DJI大疆在泰国最大的代理商,不是什么科技创业公司,是日资农机巨头Kubota——在老挝和越南据说也是他们代理。无人机在泰国的流通路径和拖拉机没有本质区别:品牌→Kubota→dealer→sub-dealer→农户。飞防服务也一样,dealer自己买了无人机,雇几个年轻飞手,农户来买药的时候顺便问一句″要不要帮你喷″,服务费另算。

这里有一个泰国市场非常独特的现象:农药经销商、无人机经销商、飞防服务商,在很多情况下是同一个人。Dealer卖你农药,也卖你无人机,也派人去帮你喷。在水稻和甘蔗产区,这种″三合一″模式已经相当普遍。

泰国某顶级经销商对中国供应商的态度是开放的。他们承认中国在制剂和助剂方面的技术进步,过去主要依赖欧洲和日本供应商,现在愿意看看中国有什么新方案。但他们同时画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线:试图绕过经销商、直接触达农户的模式,很容易被视为渠道冲突。

他们还提到,跨国公司每年会推出2到3个适配飞防的新制剂,但大田作物的农户对价格极度敏感,永远选最便宜且质量过得去的产品。只有种榴莲这种高价值作物的农户,才可能为新技术和新产品买单。言下之意:你的飞防新制剂如果要进泰国市场,先别惦记水稻和甘蔗,先去榴莲上证明自己。

这段对话让我意识到一件事:中国飞防行业过去几年讲的很多故事——飞防服务平台绕过传统渠道直达农户、无人机厂商整合农资生态、飞防专用制剂成为新品类——这些叙事在东南亚小农经济的语境下,至少目前还不成立。不是因为技术不够好,而是因为他们的农业所处发展阶段限制,以及渠道关系的黏性超过技术替代的力量。

跨国公司泰国分公司市场专员:
不是技术问题,是劳动力经济学

第三个人是某MNC泰国高管,之前在欧洲做过市场,后来调到东南亚,现在负责泰国。在三个受访者里,他的视角最宏观,给出的判断也最具穿透力。

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推翻了一个被行业默认接受的前提。

我们习惯性地把飞防采用率和″技术成熟度″挂钩——哪里的无人机技术更好、哪里的政策更支持、哪里的培训更到位,哪里采用率就高。但他说,不是这样的。″大规模采用无人机的地方,都是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地方。″

她举了越南的例子:湄公河三角洲已经有80%的水稻农户在用无人机喷洒。不是因为越南的无人机技术比泰国先进,而是因为越南的农业人口减少速度比泰国更快,农村劳动力短缺更厉害,人工喷洒的成本相对更高。当人工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无人机就不只是″先进工具″,而是″唯一经济可行的选择″。

泰国的劳动力短缺没有越南那么极端。农民平均年龄虽然已经接近50-60岁,但整体劳动力供给还没有到危机水平。这意味着无人机在泰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还不是″不得不做的选择″。这个差异直接解释了泰国飞防采用节奏为什么比越南慢。

然后她说了一个让中国飞防制剂行业可能不太愿意听到的判断。

过去几年,飞防专用剂型一直是最热门的议题之一——ULV超低容量制剂、高悬浮率SC、防漂移助剂、抗蒸发助剂……整个创新链条很长,投入也很大。我们出发之前也假设,飞防专用制剂会是中国技术输出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切口。

但专家的原话是:″Farmers don’t care the formulation is special. They will not pay more for drone formulation。″

农户不关心你的制剂是不是专门为无人机开发的,他们不会为此多付一分钱。MNC自己的很多产品已经做到了″drone compatible″——无人机可以用——但并没有专门为飞防场景去优化性能,因为那样会推高成本,而农户宁可用便宜的普通产品。她说大多数泰国农户就是用现有的常规制剂往无人机里灌,只要不堵喷头、药效过得去就行。

这和中国市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中国,飞防专用制剂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产品品类,有专门的登记、专门的定价、专门的销售渠道。但在泰国,这个品类基本上还不存在——不是因为技术做不到,而是因为市场不买单。

专家关于渠道的判断同样干脆。他的原话大意是:″我不认为服务市场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渠道会进化,把无人机服务纳入其中。″

在他看来,最大最强的经销商会自然地把飞防服务整合进现有业务——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农药、种子、肥料,加上飞防是顺理成章的捆绑。可以买农药送飞防折扣,也可以用飞防服务带农药销售。而无人机厂商想反过来整合农资产品?她的判断是不会成功——″这不是它们的核心业务。″

她还补了一刀:某些无人机企业″非常自我″——只关心怎么保持无人机硬件的技术领先,不关心农户用什么药、效果好不好。目前无人机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它们可以不关心。但等竞争真正激烈起来的时候,″人们会开始质疑无人机喷洒的药效是不是真的比传统方式好″。

最后他提到了一个微妙的文化观察:东南亚农户和欧洲农户对飞防服务的期待完全不同。在荷兰,种玉米的农户愿意把一切打包交给服务商——你帮我喷什么、怎么喷、什么时候喷,只要保证产量就行。但在泰国和越南,农户不愿意放弃选择使用什么产品的自由。他们要自己决定买哪个牌子的药,再找人来帮他们喷。

这意味着在中国有一定市场的″全托管飞防服务″模式,暂时在东南亚可能行不通。农户信任的是那个他认识的dealer或者村里哪个买了无人机的老乡,而不是一个App上陌生的平台。专家提到越南的一个案例:一个年轻人买了架无人机,服务周围20个农户,农户信任他不是因为他技术多好,而是因为″他不是什么大公司,是一个我能信任的、我可以面对面讨论怎么喷的人″。

朴素的方法往往更管用

三个人,三个完全不同的观察角度。Doctor Ong从田间看到的是设备数据和具体的技术问题;头部经销商从柜台后面看到的是渠道关系和商业逻辑;MNC专家从跨国公司的全球视角看到的是驱动力的底层结构。

把这三个视角叠在一起,泰国飞防市场的图景比任何一份桌面报告都要复杂。

我们带着中国飞防的认知框架去看泰国,发现很多在中国被视为″趋势″甚至″必然″的东西,在那里要么还没有发生,要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发生。飞防专用制剂在中国是创新热点,在泰国农户眼里不值得多花钱。果树飞防被讲成下一个蓝海,但市场经济不因为榴莲贵就对你更包容。渠道颠覆是一个性感的叙事,但东南亚小农经济里渠道关系的黏性,比任何技术替代方案都更顽固。

但反过来看,这些″不一样″才是真正的机会信号——只不过机会的形态不是″复制中国模式″。它更可能是这样的:先从高价值作物上证明你的技术——榴莲农户有钱也愿意试;做drone compatible而不是drone specific——别让农户多花钱;找到当地的渠道节点——不管是Kubota还是某些本土经销商——嵌入进去,而不是试图绕过他们(当然也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本土经销商)。

这些策略听上去不如″颠覆″和″重塑″激动人心。但在一个农户年收入五六千美元、一家人守着两公顷地的市场里,朴素的方法往往更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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