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拜耳作物科学德国负责人Karin Guendel Gonzalez近日在德国媒体镜头前罕见直言：欧洲农业，正在打一场“没有足够武器”的战争。
她所指的，并不是化肥短缺，也不是农机问题，而是——农药。
1 从一只叶蝉说起：欧洲农民“无药可用”的现实
在德国，一种蜡蝉（Pentastiridius leporinus）的害虫正在甜菜、马铃薯和蔬菜田里迅速扩散。
更严峻的是：农民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常规批准”的杀虫剂可以合法使用。
在欧洲农业语境中，“存在性损害（existenzbedrohend）”这样的表述并不常见，但如今正被频繁提及。
这并非个案。
2 80多个有效成分退出：欧洲农药体系正在“失血”
根据德国工业联合会农业部门统计：自2019年以来，超过80种化学合成有效成分退出欧洲市场，同期，没有任何新的化学合成有效成分获得欧盟批准。
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恰恰是“体系支柱型产品”，如：
氟噻草胺（flufenacet）：欧洲谷物除草核心分子，使用许可仅延续至2026年12月。
咯菌腈（fludioxonil）： 种子处理和谷物病害防控关键杀菌剂。
氯氰菊酯（cypermethrin）：欧盟法院已要求重新审查其批准。
而近年真正获批的，多是大蒜提取物等“基本物质”，难以在防效和应用层面填补空缺。
3 问题不只是“严”，而是审批逻辑发生了变化
欧洲农药体系的变化，并非偶然。
在《欧盟1107/2009号法规》框架下，审批逻辑已从：“风险评估”→“危害评估”。
这意味着：不再重点考虑，农药在合理使用条件下的实际风险；而是关注，单一成分在高浓度下的潜在危害。
结果是：许多使用数十年的成熟分子，在再登记阶段被系统性淘汰。
在国家层面，问题进一步放大。以德国为例，产品注册涉及4个机构，其中环保署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审批周期动辄数年。
4 欧洲农业收缩，会把农药“挤”到哪里？
一个自然的判断是：欧洲减产→进口增加→农药需求转移到其他地区。
这个逻辑并非错误，但并不完整。
一方面，农药确实“跟着作物走”：欧洲粮食、油籽、蔬果自给率持续承压；南美、非洲、东欧、亚洲成为主要补产区；农药需求正在从欧洲农田转移到海外农田。
另一方面，欧洲并未“放手”。欧洲减少本土用药，并不等于放松对进口农产品的农药残留要求。欧盟的MRL、禁限用清单和抽检制度，正在把监管边界延伸到境外农田。
5 一个被忽视的现实：全球农药正在“分层流动”
从产业角度看，农药并不是简单“流出欧洲”，而是被分成了3种去向：
第一类，欧盟供应链作物（高约束）：新鲜果蔬、油籽、高端加工原料。
即便在非洲、南美种植，用药仍必须符合欧盟标准。
“不在欧洲生产，但必须是欧洲允许的农药”。
第二类，全球贸易粮食（中等约束）：小麦、玉米、大豆。
流向多元，残留标准趋向“最低值原则”，欧洲规则成为天花板，而非唯一标准。
第三类，本地消费型农业（低约束）：非洲、东南亚、拉美内需作物。
这里才是：欧洲退出的部分成熟化学农药，真正能够承接的市场空间。
对中国农化企业：这不是“坏消息”，而是分化信号。
从中国企业视角看，欧洲这场危机至少释放出3点现实信号：
① 农药需求不会消失，但“赚钱方式在变”
量：更多在欧洲之外；
规则：仍然来自欧洲；
利润结构：明显分层。
② 欧洲的退出，反而放大了新兴市场空间
在南美、非洲、亚洲：对成本和稳定供应的敏感度更高；对成熟化学农药的接受度仍然很强。
中国企业的制造和供应链优势，在这些市场更具现实竞争力。
③ 真正的风险不是“卖不掉”，而是“被规则追上”
即便产品不卖欧洲，也必须问一句：你的客户，是否在给欧洲供货？
如果是：欧盟MRL、活性物质清单、EFSA结论，都会通过贸易链条反向影响你。
6 结语：欧洲不是“不用农药”，而是在重塑农药的角色
欧洲农田的“武器危机”，不是农药的终结，而是农药角色的重塑。
农药还在；需求还在；但使用地点、产品结构和合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对中国农化企业而言，这更像是一面提前亮起的信号灯：
未来的竞争，不只是谁有分子，而是谁看得懂趋势、走得出分化路径。
